教會治理”的領袖職分與組織架構

論到早期教會的信仰生活，在當時羅馬帝國人民眼中，是非常高尚的。
凡是不抹黑誣陷基督徒的人們，都承認基督徒的言行舉止令人欽佩。
例如第2世紀出名的醫學家加倫Galen說：
雖然基督徒的信仰根據是寓言故事，但是他們的言行，有時與哲學家一樣真誠；
他們不懼死亡，貞潔自守，崇尚道德，一點也不落在真正的哲學家之後。

教會是神子民的團體，是蒙召與世人分別出來的聖約團體。
有些外邦信徒在信主之前，是放蕩度日的；
但是悔改歸正加入教會，都深信神在基督裡已經洗淨他們的罪。
然而，如果在受洗之後，又再犯罪跌倒了，
特別是嚴重背道的罪，則應當如何處置呢？
例如在大逼迫時否認信仰或向羅馬神明燒香者，教會領袖應如何施行勸懲紀律呢？

認為應該嚴格勸懲以潔淨教會者，
如諾瓦天派Novatians（德修Decius皇帝大逼迫之後），
埃及米利都派Melitians，
北非的多那派Donatists（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大逼迫之後），
都因為一般教會採取較輕的勸懲措施，或容讓失節的主教繼續任職，
而離開大公教會另立門戶。當然，問題的關鍵在於“教會治理”的領袖職分與組織架構。

眾長老治理教會

教會在第一世紀是採取“眾長老治會”。教會的領袖被稱為“長老elders”。
新約聖經說到教會中的治理者，有 “長老”，“監督”，“牧師”等不同的名稱，
然而這些名稱都是指同一個職分“長老”。這些名稱在聖經裡交替使用，
例如《徒》20：17、28；《彼前》 5：1-4。

神的子民由“長老”來治理，在舊約裡就已經清楚記載。
當神差遣摩西去解救以色列子民，脫離埃及的奴役時，
神吩咐摩西“去召聚以色列的長老，對他們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
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顯現……’”（《出》3：16）。
在摩西時代，“長老”是神子民的領袖與立約代表
（《申》21：19；《出》24：1；《民》11：16；《利》4：15）。
在士師時代，王國時代，以及被擄時期，“長老”都是民中領袖
（《士》8：14；《撒上》16：4；《王下》19：2；《結》8：1，14：1，20：1-2；
《拉》5：5、9，6：7-8、14）。
兩約之間猶太子民的歷史，也清楚見證：會堂是由“長老”治理的。

當主基督第一次來臨時，福音書多次記載“長老”與“管會堂的”。
雖然猶太人領袖在當時是如此腐敗背道，但是他們仍然不敢廢除聖經的“長老治會”制度。
所以，從舊約到新約時期，神子民團體的治理架構是一致的。
新約中的使徒們，選立教會中的長老們，乃是根據舊約與福音書的背景。
使徒並未創新更改從舊約已有的“長老治會”，乃是承繼遵照聖經一貫的啟示。

“長老治會”是由“眾”長老治理，並非由“一位”長老獨斷行事。
保羅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旅程中，“在各教會中選立了長老（原文是複數），
又禁食禱告，就把他們交託所信的主” （《徒》14：23）。
換言之，保羅與巴拿巴在各地每間教會裡，選立眾長老。
同樣，保羅向以弗所教會的眾長老講話，說他們是群羊的“監督
（複數）” （《徒》20：17-28）；保羅寫信給腓立比教會，稱“諸位監督”
（《腓》1：1）；《雅各書》5：14告訴有病的人，該請教會的“長老們”來為他們禱告。

眾執事輔助眾長老

地方教會中除了“眾長老”之外，還有“眾執事”（《腓》 1：1）。
長老與執事是教會的領袖職分，長老側重監督治理，執事負責執行慈惠事工。
執事們遵行長老團的指示，執行財務與庶務的工作。
在崇拜聚會與施行聖禮時，執事們也是眾長老的助理。
早期教會仿效《使徒行傳》第6章，地方堂會有7位執事。
小亞細亞的眾教會，在第3與第4世紀仍然是普遍維持7位的數目；
羅馬教會則一直是7位執事。

執事團的領袖是弟兄們，通常是終身的事奉。
執事團內由姊妹參與專門照顧姊妹們的需要，例如寡婦的實際生活照顧。
後來到了第4世紀，在北非發展出“執事長archdeacon”的職分，
由資深的弟兄擔任，協調執事團的事工。
由於執事們的豐富行政經驗，後來就成為長老的儲備人才，有許多執事後來升任長老。

總的來說，早期教會從初代到第2世紀，領袖職分是“雙層制：長老與執事”。
這從歷史的文獻證據來看， “眾長老治會”是普遍的作法，是無庸置疑的。
在第1世紀末，羅馬教會的一位長老，名叫革利免Clement，寫信給哥林多教會。
此封《革利免前書1 Clement》顯示：
羅馬教會與哥林多教會，都是由多數的長老（監督）組成的長老團治理。

第2世紀中，在羅馬的黑馬斯 Hermas（據稱皮吳斯Pius長老的兄弟）
所寫的《牧人書Shepherd》，也顯示眾長老治理羅馬教會。
士每拿的波旅甲Polycarp所寫的《致腓立比書》，也顯示：
腓立比教會在第2世紀初，仍是眾長老治會。
第2世紀的著作《十二使徒訓言Didache》，書中也表明教會領袖職分是眾長老與眾執事。

“主教制”的興起

第2世紀中期，一些地方教會已經開始演變成“一監督，眾長老，眾執事”的治理型態。
地方堂會長老團中選出的主席，由他負責召集會議，對外代表教會。
他的權力與其他長老們一樣平等，成為所謂“首席長老（監督）first among equals”。
後來，“監督”此職稱，就從眾長老共有的稱呼，變成首席長老的專有稱呼，中文翻譯為“主教”。

極力推薦“主教制”的領袖是安提阿的伊格那丟Ignatius，
他在主後115年被解送羅馬殉道途中，寫給各地的7封書信。
在其中6封中，他極力辯稱必須 “由一位主教在上掌權，來監督治理教會”。
既然他辯論的用詞如此強烈，顯示他的立場是少數的抗爭。
唯一沒有辯論“主教制”的那封書信，是寫給廣受尊敬的羅馬教會，
因為羅馬教會當時是由“長老團”治理。

伊格那丟提倡的“主教制”，在第2世紀末期成為多數教會的作法。
原因有4：(1) 按照慣例，資深的主席長老主持聖禮，並主理按立新任長老與執事，
由此權力擴充，就成為首席長老；
(2) 主席長老對外代表教會，與其他教會聯繫；
(3)主席長老代表教會參與其他堂會的長老按立禮；
(4) 主席長老的一元領導，在實行上明確迅速，對內方便整合，對外容易對付異端。

上述這4項理由，都是為了實際操作方便，並無聖經根據，為何逐漸流行開來？
主要原因在於：教會如雨後春筍般快速增長，並且當時的生存環境是處於內憂外患之中。
教會外在有羅馬帝國在政治宗教各方面的不斷逼迫，領袖被捕，聚會點查封，
教堂被燒毀，聖經被沒收，所以無法定期有效的召開“長老團”會議，按常規治理堂會。
因此，主席長老的擔當與領導，就成為信徒們馬首是瞻的標竿。

教會內部有異端興起，這是更可怕的。
教會快速發展，許多不同宗教思想背景的人加入教會。
這些人照著自己原有的哲學或文化理念，來錯解聖經，謬講基督信仰。
特別是“諾斯底主義Gnosticism”異端，離經叛道。
當外在逼迫使得“長老團”無法定期開會，又無暇仔細評估異端時，
教會只有借重“主席長老”的判斷，因為他通常是最熟悉聖經真道，
又有豐富牧會經驗的人，由他來主導教會的信仰與生活，自然是大家樂於接受的。

原來各地方教會在同一區域，彼此聯繫合一，召開“區域長老團”會議。
後來就演變成“主席長老會議”，也選出“區域長老團”的主席，
按照“地方堂會”的發展傾向，區域長老會議的主席，就演變成區域的“主教”。
在大都會城市周圍的各區域，就以此城市為中心，組成大的教區。
此城市的區域長老團主席，被擁護為“大主教”。
到了第3與第4世紀，羅馬、亞歷山大、安提阿、耶路撒冷的大主教，
已經被尊為“主教長patriach”，後來的康士坦丁堡(新羅馬)主教，也成為5大主教長之一。

教皇制的興起

在時勢所逼之下，時勢造英雄。從第2世紀末起，“主教制”成為教會體制的主流。
其理論基礎並非“使徒傳承論”，因為連伊格那丟也沒有提出“主教是繼承使徒的職位”的說法。
他只是主張唯有靠“主教”中流砥柱，才可護衛真道。
愛任紐Irenaeus約在180年提出“主教傳承論”：由主教們按立繼任主教。
此後，“使徒傳承論”開始醞釀發展。

羅馬的主教在頭 3世紀，雖然廣為受人尊敬，但是並無所謂在眾主教之上的“教皇權”。
眾所周知，使徒彼得自己明說：“我這作長老的……勸你們中間與我同作長老的人……” （《彼前》5：1）。
至於“彼得是羅馬的第一任主教”的說法，是第3世紀的西波來特Hippolytus之後才出現的。
並且第3世紀中葉，當北非迦太基主教居普良Cyprian與
羅馬主教司提反Stephen彼此對“洗禮”的看法不同時，也只有互表尊重。
雖然司提反引用了《馬太福音》16：18來支持“繼承彼得論”
（所謂彼得是磐石，是羅馬首任主教），也未能說服對方。
等到第4世紀，羅馬主教達馬索Damasus在382年大肆推銷“繼承彼得論”，才開始產生重要影響。

羅馬主教在持守護衛純正信仰上，向來為眾主教之首席。
在羅馬帝國西部，羅馬主教早就成為西部教會的領導人；
342年的賽狄卡會議Serdica Council已經規定西部教會的任何爭端，
必須上訴羅馬主教，由他指派裁判官來定案。
利歐一世Leo I任職羅馬主教期間（440-461），表現卓越領導，提升羅馬主教的威望：
他所寫的《大卷》，領導教會制訂《迦克墩信經》；
是他在452年羅馬城將被傾覆時，出面與匈奴王求和，保住了羅馬。
利歐是第一位成功將“羅馬教皇權”建立在“繼承彼得論”上的人。

後來，杰出的大貴格利 Gregory the Great在羅馬主教位上（590-604），
鞏固了教皇制在中世紀的發展：
他與蠻族倫巴人簽訂合約，派遣官員治理義大利城鎮，擴張教皇的世俗權力，
推行修道運動，改進崇拜儀式，著作教牧指南，差派宣教士等，貢獻良多。
貴格利之後的歷任教皇，漸漸與倫巴人及東羅馬皇帝發生衝突，於是尋求法蘭克人的支持。

皮平Pepin於751年獲教皇支持，成為法蘭克國王；
他於756年捐獻土地給教皇，從此教皇擁有屬世領土。
後來，皮平之子查理曼Charlemagne在 800年被教皇利歐三世加冕，
封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此舉表明教皇之權高過世上君王，
教皇制度在中世紀的政治社會地位，已經根深蒂固。

結論

“主教制”在第2世紀末期的興起，從“主教為首席”開始，
到了後來變成“主教為君王”。羅馬主教站穩西部元首之位；

東方則由亞歷山大主教與康士坦丁堡主教爭雄，最後由康堡主教長得勢。
羅馬主教力爭自己為全世界主教之首，給中世紀“教皇制”鋪路。
此後教會內外政治鬥爭層出不窮，使得中世紀成為“黑暗時代”。

羅馬天主教的“教皇制”的人本專制，使中世紀“無聖經可讀，無福音可傳”，
所以教會亂象橫生，信徒困苦流離。
16世紀的“宗教改革”，在馬丁路德，慈運理，加爾文等改教家帶領之下，
改革教會歸回聖經，歸回第一世紀教會的純正信仰生活。
他們都指出：真正的“使徒傳承”，不在於自稱延續使徒的職位權力，
乃在於忠心傳講使徒所傳的聖經福音。

在教會治理結構方面，瑞士與歐洲各地的改革宗教會，以及蘇格蘭的長老會，
都恢復了初代教會的“眾長老治會”，最為徹底。
德國與北歐的路德宗，雖然恢復長老的職分，但是仍然保留主教監督制。
英格蘭的聖公會，則仍是仿效天主教遵行“主教監督制”。
由聖公會發展出來的“衛斯理宗”循道會，也是“主教制”。
另有些宗派採取由“會督”與“教區長district superintendent”在上治理，
仍是“主教制”的延伸。另外，靈恩派中流行的“使徒團隊制”，也是換湯不換藥的，
由自稱“使徒”的人在上領導。

如果教會中是由“主任牧師”或“創會長老”一人作主，則也屬“主教集權制”。
這人可能成為獨裁者，自己作最終的決定。
他會覺得他帶領的教會，是屬於他的，怕他人奪取他的權柄，或教會不照著他帶領的方向行。
但是，聖經指明基督是教會之首，而不是牧師或長老。
在《林前》1：12-13，3：3-9，保羅明確地反對個人主義，
任何教會或基督徒團體不是屬於個人的。
以一位領袖為中心的個人崇拜，是不合聖經的。

“眾長老治會”是長老們一起作出決定，若他們彼此意見不一致，
則以多數長老的共同決議定案。
總之，長老們應該同心禱告與溝通，直到達到共識。
雖然長老團的治理，不如“主教獨裁”的省時又省麻煩，然而遵行聖經才是真正有福的。
上帝藉聖靈感動眾長老同心事奉，賜給一群領袖有謙卑的心，
使他們可以同工，互相學習彼此監督，領導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