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成都家庭教會-秋雨之福

聖誕節，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聖伯多祿廣場對十萬名信眾發表文告，他說：「願救主降生加強中國大陸信徒的信仰精神、耐心和勇氣，讓他們不致因加在他們身上的宗教和信仰箝制而失去信心，並堅守對基督和他的教會的忠誠。願希望之火永不熄滅。」北京也立即反擊，要梵蒂岡面對「中國允許宗教信仰自由和天主教在中國有所發展的事實」。

不過，就在平安夜，四川成都家庭教會「秋雨之福」準備聖誕聚會之際，被警方制止，教會長老王怡被帶到警局問話。

王怡被拘捕只是一連串中國政府與教會矛盾衝突的一章。去年十月間「世界福音聯盟」（WEA)與洛桑世界福音化委員會在南非開普敦舉行第三屆洛桑會議。全球4000名代表與會，但中國不允許200名教會代表參加，因為這些代表屬於非官方教會系統的家庭教會。為此，WEA除表達遺憾，還在十一月組團到中國拜會官方的中國基督教兩會（「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與「中國基督教協會」）。媒體稱「賓主雙方進行了友好、坦誠的座談」，但官方教會代表還是當面指責WEA繞過「兩會」邀家庭教會代表是「在製造中國教會的分裂，這是對整個中國教會的藐視。」雙方未獲共識。

家庭教會為何引起中國官方與國際若大關注？這要從中國內部宗教政策以及全球「福音運動」的發展談起。

1950年中共組織基督教會領袖發起「三自愛國運動」，要讓中國教會脫離外國控制。「三自」就是「自治」（切斷與外國宗教團體關係──包括天主教教廷）、自養（切斷海外經濟資源）、「自傳」（中國傳教士自己傳道、自行解釋教義），所有教會都要登記並受「宗教事務局」領導，成為「三自教會」。

部份宗教領袖抵制這項運動。1951年北京地區包括袁相忱、王明道等11位教會負責人拒絕參加三自運動。袁相忱說：「神的東西要歸給神，凱撒的東西要歸給凱撒……政治不能利用宗教，教會工作也不應依靠政治。」袁相忱等人雖受到政治迫害，卻讓中國獨立教會的種子在民間暗地散播，未曾中斷。這些教會被稱為「地下教會」，後來因為主要以家庭為聚會所而被稱為「家庭教會」。

地下教會在大躍進後期農村地區愈見活躍，尤其河南、山東、安徽以及浙江溫州一帶。改革開放後政治氣氛逐漸寛鬆，地下教會進一步發展。人民經歷文革的運動鬥爭，心靈空虛而尋求宗教慰藉；而九○年代經濟快速發展讓中國社經結構劇變，教會提供民眾重建社會關係的新管道。尤其在農村地區，教友們在社會生活、經濟生產上相互支援，教會成了集體制解體後廣大民眾的社會支援體系。

2005年《宗教事務條例》頒佈，對宗教活動有較制度化規範，也允許非「三自」系統的教會登記，不過要經過官方「兩會」審批。這個規訂讓很多家庭教會不願登記。不登記的教會處在一種昧曖狀態：地方政府平常對這些教會活動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隨時可以用非法活動名義取締教會活動。

中國家庭教會成員有多少？據中國社科院學者于建嶸的調查推估，家庭教會人數在45百萬至60百萬之間，三自教會人數在18百萬至30百萬間，家庭教會信眾遠超過三自教會。家庭教會欣欣向榮，也衝擊僵化的三自教會系統，很多三自教會成員對官方組織向心力愈來愈弱，自主性提高，愈像家庭教會。

促成家庭教會蓬勃的另一股力量來自海外基督教新福音運動的發展。

長期以來，基督教傳教士被貼上帝國主義標籤。二十世紀全球殖民地逐漸獨立，傳教士在第三世界也面臨反帝衝擊，因此基督新教內部除了積極入世的普世教協興起，對教義解釋相對較保守的福音派也在尋求改變。福音教派是美國教會的主流，1970年代之後，新福音運動興起，為了積極在全球傳播福音，教會改變傳統保守思維，強調人權，並與不同宗教對話，和猶太教甚至西藏佛教合作。

做為主流教派，福音派對美國主流社會影響力也較大。福音派傳教士促使美國政府運用外交力量改善第三世界宗教人權，包括推動國會立法施壓蘇丹、北韓改善人權。同時也積極參與全球各地人道援助，並試圖影響第三世界領袖改善人權。他們不只關切基督教徒，也關心西藏佛教徒、新疆伊斯蘭教徒的人權。

福音派教徒從1970年代之後在亞非拉地區成長數倍，不過福音派以推動人權傳播福音，這看在威權國家領導者眼中，就是和美帝「人權外交」唱和。北京對福音派也一直心懷敵意，問題是，中國家庭教會有相當高比例受福音派教義影響。一個重要原因是，官方中國基督教協會於1991年加入普世教協（WCC），民間獨立教會就與WEA關係較密切。WCC比WEA入世性更強，強調普世合一、多元價值，這符合「具有中國特色」的三自教會不想受外國勢力左右的立場。

民間進步的教會和較保守的WEA聯盟，而國家控制的教會卻加入較進步的WCC。福音派對「大政府」持保留態度，而中國家庭教會就是要逃離國家管制而走入地下化。這種「避秦」思想讓家庭教領袖接受福音派教義。不過，不少教會領袖為對抗國家控制，也採取積極進步的社會價值觀。「秋雨之福」的王怡就是一例。

1973年出生、2003年才受洗，但已成了家庭教會代表性人物。2006年美國總統小布希接見三位中國家庭教會代表，王怡就是其中之一。學法律出身的王怡，成為牧師之前已經是頗有名氣的公共知識份子，主持過重要網路論壇「關天茶舍」，也常在《讀書》、《南方》報系等重要媒體發表文章。

王怡積極把家庭教會推廣與公民社會發展相聯結，他說：「普世的人類自由在近現代中國的移植與落實，一百五十年來，只有過一個半的自發演進秩序。一個是家庭教會，從西方傳教士來華，到中國家庭教會的共同體生活，是最典型的自發演進秩序的例子。半個是市場經濟，政府主導與自發演進，彼此均具有對方無法掌控的獨立力量，所以是半個。」這個有論述能力、入世性格又強的牧師成了中國官方關切對象。

不只王怡把宣教和公民社會發展連結，研究宗教與外交的上海復旦大學學者塗怡超一方面指出福音派「對美國霸權的強烈依賴」，但她也樂觀地看到，福音派「在神學思想上擺脫了對社會參與的禁錮，在組織上逐漸形成了全球化的社會參與網路，成為全球公民社會中的重要行為體。」

研究家庭教會的學者李凡更強調，家庭教會是中國人數最多、最有錢、組織化最高，也是國際接軌程度、成員忠誠度最高的NGO。視家庭教會中國最重要NGO的說法，也許摻雜了李凡主觀期許。畢竟在官方長期壓制下，家庭教會謹慎自制，甚至地下神秘化，所以教會間橫向縱向的組織連結並不健全。這個規模六千萬的上帝子民，共同點在於希望在凱撒的權力範圍外，建構屬於上帝、較獨立的空間。長期地下化，讓他們很少與外界對話，除了幾位著名教會領袖勇於發言，外界並無法瞭解多數教會與教友的宗教觀與社會觀，也很難把他們視為一個共識很強的群體。

上帝會如何引導中國家庭教會與公民社會發展互動？我們無從預知。不過，這六千萬上帝子民的抉擇，很大部分會將決定於國家、教會以及全球基督教網絡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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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９天安门事件中的“王维林”出现，现身挡坦克，为自由、为公义。
2006年５月１1日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和中國法律與宗教研究所
美國總統布希今天在白宮私邸客廳會見了來自中國大陸的家庭教會成員余傑、王怡和李柏光。
李柏光，笔名刘柏江，男，1968年10月1日出生，出生于湖南省嘉禾县。
原北京正义剑法律咨询服务中心主任，现为海外反华组织“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反共人员。